評價歷史人物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，如果從「馬上得天下、也要能馬上治天下」的傳統角度來看，格瓦拉無疑是不及格的；此外，周恩來如此評價格瓦拉，也有他的時代背景（當時周正推動與「美帝」關係正常化、並以「否定極左思潮」試圖糾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錯誤），所以對格瓦拉這樣有能力點火、但缺乏能力收場的游擊隊員，當然不能太假以辭色；同樣重要的是，游擊隊員成了官員之後，當然得反對別人打游擊，以免自找麻煩。

像周恩來、毛澤東這些曾經也是游擊隊員、但後來坐進辦公室享受權位的人，也許就格瓦拉看來已經「在豪華的汽車裡、在漂亮的女秘書的懷抱裡喪失了往日的銳氣」、忘記了「一個真實的革命者，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」，也同樣嗤之以鼻。（註：引號中都是格瓦拉說過的話）

然而，馬上得天下和治天下永遠都是兩回事。也許掌權之後不該從此沉迷在豪華汽車和女秘書的懷中（毛主席，您聽到了嗎？），但殘酷的現實是：掌了權之後不一定要有利，但一定會有「勢」，像是官邸、隨從、配車之類為了國家的面子、做事方便、或是保護安全，為了實踐「偉大的愛」所必須，當革命家時棄之如敝屣、得了天下之後卻不想要都不行的東西。

也許因為看清了這一點，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成功幾年之後選擇離開，選擇自己的下一個戰場。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，這是正確的選擇；但以他一生革命的目標來說並不盡然：

……因親眼目睹了貧窮的無所不在而深感震撼。他在這些旅行中的所見所聞，使他斷定各地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、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果，唯一的補救方法便是進行世界革命。（引用自Wikipedia）

在20世紀的前半段，人們實驗了很多不同的路線想解決「貧窮無所不在」的問題；有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、國家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等等，以及這些主義的各種雜交變種，有對內鎮壓的、有對外侵略的，有成功的、有失敗的；但總括來說，有做出一些成果的都不是永遠都在革命；無法休止的革命家就像傭兵一樣，只能在一個又一個的戰場上找到自己的報償和價值。

所以，周恩來給格瓦拉的考語，道理上我是贊同的；以一個創造歷史的人物而言，以一個勤奮自持、貫徹始終，最後犧牲生命的革命家而言，格瓦拉很了不起，至少他沒有在85歲時躺在豪華的床單上死於肝硬化或腦溢血，而是很浪漫的死在敵人槍口下。但以一個對抗帝國主義、矢言改變社會不平等的政治家而言，他並沒有留下同樣了不起的成就。

我並不是要以成敗論英雄。沒有後者的功績，格瓦拉仍然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革命家和理想主義者之一；但要對抗美帝和不平等的手段，並不一定是到處點火，用整個國家或人群的生命為自己的理想做實驗，而是用更好的制度、更好的生活、用更無所不在的和平游擊戰去嘲弄帝國主義者。

我明白，整個20世紀是美國人和資本主義的世紀；共產主義政權的崩壞更是「均富」理論不敵資本主義自利原則的諷刺。南美洲國家也好、非洲國家也好，要以正常的方式和無所不在的美國黑手對抗，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；即使富裕強硬如伊拉克，只要影響美國的立即利益，仍然不得不在幾個月之內屈服。至今仍和美國作對的國家或個人，無不被冠上「恐怖主義者」的帽子，透過媒體成為世界公敵；如果格瓦拉還在世、還在貫徹他的理想，恐怕也會是其中一人。

革命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難。許多口中崇尚革命、過度神化革命家的人，每天仍然不得不享受著不公平社會帶來的利益；有些標榜照三餐革命的政權，往往只是用它來當做掩飾腐敗和排除異己的藉口。

動機和行為都純正的革命家，是值得敬佩的，但能放下槍桿建立理想社會的才是偉人。無論最後是掌權執政、還是山野游擊，革命家和他們的追隨者們最怕的，其實是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：美好的價值觀也許可以轉換成實際的行動、但實際的行動卻沒有機會轉換成群眾的利益（例如「清廉的老闆」和「賺錢的公司」之間的關係）。

格瓦拉只活了不到40歲，跟很多悲劇英雄一樣，沒有機會完整實踐自己的理想、也沒有機會驗證已經實踐的理想；對大多數人來說，一切的是是非非往往只濃縮在騎著機車走遍南美的傳奇、以及一張同時散發著俊挺和野性的游擊隊員肖像之中。

格瓦拉不是我的偶像，但我尊敬他奮鬥、無私、勇敢的精神，以及帶給許多人追求自由、反抗霸權的啟發，然而也就僅此而已；以一位兼具作家、詩人、醫生、政治家、理想主義者、甚至社會主義者特質、革命數十年來尚未成功（或者說被同志們給搞砸了）的革命家而言，我更崇敬的是孫中山（也許有些人會選毛澤東，但毛不是醫生，所以出局）。

大概是因為已經過了崇拜偶像的年紀，不管是格瓦拉還是孫中山，我都不太想把他們的肖像穿在身上到處亂跑；不過，至少我應該不會把格瓦拉誤認為沈文程。

參考閱讀：

• 歌謠裡的切‧格瓦拉